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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马来西亚王琛发博士演讲录音整理节选
发布时间:2016-03-10 21: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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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马来西亚王琛发博士演讲录音整理节选


尊敬的房所长、在座的老师们同学们,我想把我最近在印尼做田野考察的结果,得到一些初步资料,初步的见解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希望能把一些观点呈献给大家,同时在大家这边得到回馈。

首先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是在印尼的一个地方,他们称它为客家村。当我们去印尼棉兰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过他们当地有没有客家村,棉兰的朋友就告诉我们说没有。我说既然在一些文献上可以发现客家人在当地的历史超过百年,当地怎么可能没有客家村。他们后来说,其实有一个叫客家村的不算是真正的村,它本来是难民区,现在慢慢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他才说没有什么历史可说。他解释说他们只有四十多年时间的历史。四十多年的时间是怎么回事,在很短时间内,一个村子怎么会形成以客家语言为主要语言?这个地方怎么会才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告诉我们在1960年印尼政府在排华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一批华侨坚持留下来在当地做黑户口。以便防止这一事件继续扩张成国际围堵中国的阴谋,他们自愿留在当地,留在当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派轮船到印尼去接侨,每一艘船大概可以接一千名华侨,第一艘船接了一千人,第二艘船接一千人,第三艘船再接一千人,第四艘船也接一千人……。假如印尼排华完毕,马来西亚又排华,马来西亚排华完毕又轮到泰国排华,请问中国有多少轮船多少海军能够向南中国海跑去,这等于整个国内被围堵,所以当时就有一批华侨决定说我们不走了,要杀就杀,我们全体留下来,宁可当黑户口。他们根据印尼当时军方互相矛盾的情况,也根据印尼当时军阀的情况从本来流行客家话的亚齐一路跋涉,跑到比较能够接受他们的地区,所以四十多年前他们就跑到棉兰这个地区形成这个村,现在这个村基本上生活还算富裕,这是我们在印尼发现的一种客家聚落形成的情形。

当初我去并不是找寻当初排华事件中的客家人在当地的生活状况,也不是为排华事件而去,我当时去印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要做的是清代的领事历史。我选的这个题目是从清代到民国的领事制度,看当地华人社会从当时到排华事件的演变,要看整个印尼棉兰华人历史的变迁。印尼的棉兰与马来西亚的槟城相隔一条水,清代的华人是在英属马来亚与荷殖棉兰之间,利用制度的差异以及交通的方便,把它们当作活动的大环境,在包括槟城以及棉兰的几个市镇来来去去,所以这些领事们的家庭和生意可以横跨槟、棉两地。他们的影响也如此。

我当时要做清代华侨的历史,要从清代客家领事的历史入手,原因是很简单的。清朝曾经在英国殖民地设立总领事制度,因为大使是在伦敦,而总领事在新加坡,你看地图就知道新加坡和槟榔屿一个在南部一个在北部,槟榔屿就在马六甲海峡北部的出口处,它也在那边设了一个领事,它设的领事是一个叫张榕轩的人物。根据族谱,他的老家也来自上杭,最后他是从梅州出去的。张榕轩这位领事他本来是在槟城做领事,他的家也在印尼棉兰。而我们看到的领事馆,在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要领事自己设法解决经费不足。从清朝到民国初年驻槟榔屿的领事几乎都是客家人,而且都是亲戚朋友,都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大埔一个是嘉应州。我们看这些人的关系,在当时的洋人看来也是会很奇怪的,我们华人则会说这事“内举不避亲”:第一任驻槟副领事是张弼士,大埔人,第二任副领事是张榕轩,他是张弼士 的财产管理人,张榕轩不做领事了,让给了亲家谢春生做领事,谢春生不做了,就让给女婿梁碧如做最后是大埔人戴喜云当领事。来来去去就是大埔人跟嘉应人轮流做领事。清朝完了民国来了,民国来了怎么办呢?是看起来很简单的安排,张榕轩的儿子当棉兰领事,戴喜云的儿子做槟城的领事。也就是说不管清朝到民国,那张领事的椅子都是亲戚朋友轮流座。这是很特殊的情况。最近要写本小书是有关清朝当时的领事制度,我就发现从清朝到民国十九年间,从槟榔屿到棉兰,在分属英荷两国的殖民地,都是这帮亲戚朋友轮流做领事,包括代理领事都是自己人。这说明什么呢?这不能说他们自己之间有一种相互之间的爱好,就是总把好事传给自己人。它后面肯定有一定的历史脉络,所以这样的做法才会是当地人们也可以接受的。而且,肯定他们的做法在当时也必须是最好的权宜之法,才能做到当时的清朝政府也接受。我查到一份1904年的文件,1904年英国已经开始警戒活动了,英国的情报部很在意当地的事件发生的,他说假如黄遵宪继续留在南洋新加坡当领事,再做五年的话,南洋华侨就不得了。全部都可能不再会认同你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不会认同你大英子民的观念了。当时英国在推行大英子民的观念,另外,在黄遵宪走后,当时殖民地的监视目标已经转移到张弼士的身上。如此可见,从黄遵宪建议张弼士接他之后任新加坡总领事,到他们这些人要求自己的亲友在当地做领事,背后也是有很多方面的考虑。

我们再看当时这批清朝的领事做的事情,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特别。第一点,特别不在于所有的领事都是客家人,自己人传给自己人,特别在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原因是其背后有几个重大的目标,第一他们本身在当地是一个联盟,他们在槟榔屿那边有一条街,整条街的住宅的都是他们产业,大家是住在一起的。第二点他们除了是儿女亲家和亲戚关系之外,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这批人都是当时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他们跟其他人的不同点是他们并不像十九世纪之前已经依靠海洋贸易的闽商。他们做的主要的生意是开矿。在棉兰开种烟草和开矿,在马来亚内地也是开矿,而不是搞买办的。他们本身是下南洋的第一代,跟同时期的一些闽商,在当地已经住了几代的人、跟英国有来往的棉南商人是有所差别的。同时我们再看他们在南洋所提倡的一切事情是跟英国当时利用闽商来建立的当地大英帝国意识的英文学校是相反的。从1900年开始,这一批人在马来西亚所做的主要有三件事,在棉南在印尼所做的也是这三件事。

第一就是办学校,办学校是在1905年中国开始癸卯新学之同时,他们就在南洋开始办学。从印尼一直办到马来亚,从马来亚办到婆罗洲,这些学校都有一些特点就是都用中国学部颁发的课本。我跟大陆的教师请教,他说这些课本在中国大陆可能很难推行,但在南洋推行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阻碍,反正原来只有私塾或者极小规模的旧式的民办公共学塾,现在集合资本家的人事和财力推的就是官学,这官学传播的是中国学部送过去的一系列的课本。这些课本有些是非常特殊的,例如说谈到立宪的时候,课本里就说我们的皇上实在太辛苦,太繁忙了,所以大家要体会皇上的繁忙,我们一定要组织议会制度,选举人民替皇上操心。当时有这样的课本在南洋流传,可看到清末改制的决心。课本上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文字:现在中国面对的是列强,我们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全民健康、全民皆兵。这类清朝学的课本流传到南洋,他们读的就是这些课本。在这些学校里面你要祭孔,但你也要学珠算,你也要学英语。这是既要传统,又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学中华也学洋务,为的是一争长短。我们还看到他的高小课本,看到他们的高小课本不得了,学习的是欧美列国政治制度与舆论。我曾经跟龚鹏程校长开过玩笑说所有在当年当地读高小课本的学生都可以立刻报读本科,免试入学。他们是想定了要推行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就要先行推动一套相应内容的学校制度,而他们在推这套学校制度的时候,是由清朝两广总督向南洋派史学人员和教师推动这一套教育。推动的时候已经有了统一使用国语的概念。但是当时情形很特殊,南洋难于找到来自北方的教师,北方来的的教师又不懂得闽粤方言,所以就从广西派老师,如此他们广西官话就在当地被认为是最标准的官话,当时就开始用官话来代替方言教育。

第二,是他们在南洋搞神道设教。他们捐款建了很多庙,其中一座庙就是海珠屿大伯公庙,是作为整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许多大伯公分香的总庙而建的,建在槟城的槟榔屿。当时在建这个大伯公庙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庙本来是广商的庙,但是1900年代以后客家人把它拿过来了。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这种做法是神道设教,就是把大伯公讲成是张弼士的伯父,伯父是你们的保护神,他是整个华人开拓当地的先驱,我是你们的领事。而他为什么开拓呢?为了中国富裕。所以,你看到当地所有大伯公的对子都是一样的意识,想要向着英国政府的殖民地议论华人在当地的历史主权,以真正开拓者身份论述开拓主权的雄心都出来了。除了建大伯公庙之外,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理论性的佛教遗迹丛林制度都引进当地。他们主导建筑现在东南亚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再把一套御赐的龙藏经送到那边去,然后在最高峰有慈禧太后写的一段文字“海天佛地”。

这些神庙、这些学校、这些佛寺几乎都有我们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送的字。你可以看到当时清朝没有办法跟英国争一地的能力,没有在政治上能打得过人家的一技之长,但是他想在文化上争取整个南洋华人对朝廷的认同。至少有中国文化在那边。我常说清朝在收揽民族认同意识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光绪皇帝随便写个“大雄宝殿”,然后就有东南亚华人自己筹款建一些庙,还要把光绪皇帝的“大雄宝殿”挂上去,慈禧太后看了很高兴,我也来写个字,把我的字挂上去。如此就一再利用权威的关心和鼓励,推动了许多作为文化象征的载体的建设,也终于拥有传播民族意识的诸多场所。

我们看到的第三件事是这些客家领事的民族整合意识很清楚。他们自己从头到尾不搞客家会馆,他搞学校、佛寺、神庙,都是支持当地人,他会把当地各个籍贯人的拉来一起,做不会自己做。自己主要是带头捐款、创建。更特殊的一点是当时增城的客家领袖就去当广东会馆的领导,当地的大埔人就亲自领导潮州会馆,广东、福建、潮州会馆都有客家人在开创或主导,当时并没有客家会馆。在1880年前,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是分裂的。嘉应州人跟惠州人打了约二十年的那一场吉隆坡内仗是为了争取矿地。在北马,大埔人本来是跟永定人一起搞永大会馆,但是在当时他们支持不同的帮派,永定人要跟福建人搞在一起,也可能会为了利益关系大打出手;因为大埔人可以根据清代的政区跟其他潮州人在一起,他们领导潮州人争取政权,所以他们就分裂。到了1909年,增城、永定、大埔、惠州、嘉应他们终于合在一起,一起供奉大伯公庙,是一个“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见泯恩仇”的进步;但他们除了一起供奉大伯公庙外,还强调从大伯公到客家人的领袖是为全体华人谋福利,之外,其他时间还是各自搞各自的会馆。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很特殊的情况。几个客家大佬坐在一起,你往我这,我往你那,开好了共同属于客家人的大伯公面向整个华人和服务全体华人的会,又回去各自会馆开照顾本籍贯福利的会;他们搞的其他社会活动也多是打破籍贯之分。当时客家领袖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跟其他的人群联合在一起,搞地方性的州、县的同乡会,然后把他们团结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客家人对促进华人的凝聚力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想一想那时的交通不便,我们可以说,当时这所有的客家大佬都是居无定所的,其实是到处有家有事业,他们的投资是分散式的投资,分散在各地区、分散在各行业,也分散风险,在棉兰主要是种烟叶,在泰国南部和马来亚是开矿,回来大陆就是投资各种各样的行业,包括在广西开矿,在山东开酒厂。这是最早客家民族资本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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